李多修

1953年4月武汉大桥工程局创立，先在武昌杨园，随即在汉口四官殿重划区设址办公。这时刘曾达先生由上海铁路局上海工务修配厂厂长任上，调铁道部设计总局大桥设计事务所。因设计万里长江第一桥——武汉长江大桥，转调大桥局，主持武汉长江大桥施工组织设计和其配套工程——汉水公路桥（江汉桥）设计。当时，铁道部将技术人员等级分为工程师四等12级，即每等分为3级；技术员为5级。1951年，年仅38岁的刘老被评为高级别的一等工程师，是铁道部桥梁专业20个一等工程师之一，可谓凤毛麟角。因北京（铁道部）在工程师姓后尊称为“工”，大桥局也随之援用，尊称他“刘工”。

我是大桥局一成立，由郑州铁路局（汉口）江岸桥梁厂随戴尔宾厂长（留美八年学者，任局副总工）调入，先在武汉长江大桥组成部分——汉水铁路桥，复于1954年调局机关，因编制武汉长江大桥基本建设计划，不时要找刘老，结下了“师生之谊”。他主持的武汉长江大桥施工组织设计和江汉桥结构设计，是编制计划和进行施工所必须的图纸、资料及数据的源头。当时，我是一个年轻技术员，他长我20岁，没有一点大工程师架子，每登门求教时，他总是离位站起迎接，和蔼可亲，解除了我的紧张情绪。那时，他离开养育、读书和工作的上海，还不到一年，一口浓重沪腔普通话，说得很吃力，怕别人听不懂，就轻悠悠慢吞吞细语。当得知同办公楼同乡的上海姑娘张玉珍是我的女友——终生老伴，他就直接用上海话与我这个武汉伢交谈，轻快舒畅，兄长似的亲切。他不仅提供有关结构设计及施工组织设计资料，还进行讲解指点，内容丰富，条理清晰，使我茅塞顿开，据以编制计划草案。因是报铁道部的重要文件，首先要贯彻国家五年计划的目标和任务，再是下达基层施工单位实施。为慎重起见，我将拟就的计划草案，先送请他审稿，再逐级呈报有关领导传阅审定。我俩不是一个部门，是平行单位，他完全可以不管计划书的编制质量，但他不分份内份外，却认真审核数据和文字，哪怕是标点符号，都一一纠正。这严谨细致的工作风范潜移默化地教诲我一生。

正当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来临，防洪任务十分繁重紧迫，为了不影响武汉长江大桥和江汉桥的设计工作，并照顾新到任的苏联专家不习惯武汉盛夏的炎热气候，将主要设计工作移到避暑胜地庐山顶上完成。刘老为配合江汉桥现场施工，坚持暂留下。酷暑何所惧，汗流化春雨，终日伏书案，埋头深思算，这是当时对刘老的真实写照。为赶回洪汛耽误的工期，加快施工进度，苏联专家建议江汉桥07号桥台的桩长入土深度减少 4米 ，从静载试验资料来看，提高桩底标高，仍可满足基底应力要求。而刘老不顾当时不执行苏联专家建议即“反苏”的政治风险，认为该桥台地基较软，土壤及桥台受力复杂，主张维持原设计桩长不变。但有人还是怕戴“反苏”帽子，仍照建议执行了。待该桥台竣工，随后发现混凝土裂纹，人心惶恐，怕追查破坏国家建设罪名！那时一台电焊机烧坏了，公安局是先抓人再查实，何况桥台出现裂纹！局党委杜景云书记得知此事，未追究责任，大家才舒了口气。刘老既不自恃有远见，也不责怪他人，心平气和，冷静分析，科学总结，商讨补救措施，同意采用灌注水泥浆加固地基，并设永久标志，长期观测监控，预防和控制裂纹的发展。

武汉长江大桥 1957年 10月 15日 通车日后，转战郑州黄河大桥、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、南昌赣江大桥，迎来1958年元月“三门干部”下放劳动锻炼。所谓“三门干部”，即出家门进学校门，出学校门进机关门。我是典型“三门干部”、1955年“反胡风”受牵连、1957年“反右”未沾身，仍自觉地报名申请下放，批准下放到武昌县土地堂——国营武昌县园艺场劳动锻炼，领队是郭子春（局长办公室主任）和李炳（局党委宣传部部长）。在大桥局办公楼前举行欢送仪式时，刘老一眼认出胸戴大红花的我，便走出欢送人群，满脸笑容来到我面前，眼眶却含有泪花，紧握我的手，喃喃地说：“劳动光荣，好好锻炼。”“谢谢，我会炼出红心，劳动思想双丰收！”汽车开动了，尘土飞扬了，刘老恋恋不舍地频频挥手。我的眼眶也湿润了，脑海里映浮着朱自清《背影》之爱。

刚好劳动一年，即1959年元月，经思想鉴定，劳动过关，准予我“毕业”。另有人“思想鉴定”评为丙等者，则“留级”继续锻炼。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五桥处，调广州珠江大桥工地，即处机关所在地报到。刘老任总工程师，异地重逢，无比激动高兴。他右手握着我带茧的手，左手抚摸我背后颈椎被扁担挤压得隆起的大疙瘩，惊讶一笑：“劳动大学毕业了！”安排我到施工科工作，叮嘱多接触施工实际，多积累施工经验，这下可直接聆听他的教导了。

广州珠江大桥分东、西两座桥，刘老正在研究其钢梁架设方案，考虑珠江潮汐和航道繁忙的特点，摈弃堵塞航道的水上膺架施工方案，采用钢梁浮运架设，利用潮水涨落，进行钢梁浮运、落梁、定位，节约了大量钢材和电力——当时国内紧缺的物资啊。为培养年轻技术干部，他指定1955年同济大学毕业的陈由一——我们亲呢地喊“阿由”，具体设计画图，我和陈开御（时任技术员，后任局副总工）分搞施工检查。刘老从方案制定，设计审核，到施工检查，事事躬亲。他亲自用铅笔画方案图，拉计算尺检算主要数据。施工时，我和阿由陪同他戴着柳藤安全帽下到空气浑浊沉闷、光线暗淡的铁驳底舱，逐项每个部位检查：结构有无变形，螺栓有无松动，焊缝是否饱满和有无裂纹，他用小铁锤一一敲敲打打，像医生检查身体。等他爬上舱面，已成满面汗珠的灰面人。我们把检查记录呈他审阅后，请罗其斌主管工程师（后任二桥处总工，局高级技术顾问）整改。实施这一方案，安全、优质、低耗地完成了东西两桥架梁任务。

刘老不仅抓设计施工，还亲自抓预算编制，并亲自上北京参加“广州珠江大桥设计预算鉴定会”。阿由与我分别准备设计和预算的计算资料，设计和预算是互为因果、相辅相成的关系，二者必须密切配合。虽是计划经济时代，但铁道部设计预算鉴定委员会系按国家政策、技术规范和经济指标核定建设规模和标准，以及工程造价，而被鉴定的设计或施工单位需结合设计、施工实际的复杂和难易，略留调整空间和盈利，以利调动基层职工积极性。我根据刘老指示：“实事求是，科学分析，有理有据，数据真实，不漏项目”的原则进行计算，刘老审改后，全由他一人出席会议答辩，不带助手。他说，作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，首先对设计、施工、预算要全面掌握，才能贯彻“多快好省”的总路线；再根据工作需要、个人特点及爱好，则有侧重点，或深研某一专业。刘老就是这样的铁路桥梁工程少有的全才。

1959年下半年，广州珠江大桥工地开展交心学习会，每人都要在以科室为小组里检查过关，甚至在处机关大组上检查。刘老编入我们施工科小组，这个小组的重点检查者是易禄星，他是老大学生、40多岁的老一级技术员，同代人早已是工程师了，我们亲切地喊他“老易工”。喊“老易工”既有他长我们十多岁之“老”，又有习惯简称“老易”之意，更何况工地上对技术员统喊“某工”，这就不伤“感情”了。他平时讲话直率，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清高，对时评有不同想法，这次因涉嫌社会关系，列为重点审查对象，并在处机关大组里批斗交待。刘老在会上一面介绍易在检查工程质量认真负责的实例，阐明其所表现的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感；一面建议不能搞“逼、供、讯”。这个意见是要很大的勇气和承担很大风险的。后经组织上采纳，因查无实据，易的问题就无下文了。轮到刘老检查时，因他是大知识分子，又是技术权威和领导，彭敏局长和杜景云局党委书记打招呼保护，只在小范围内交待，即在施工科小组内仅挑选几个人参加，我被“荣幸”是其中一员。小组主持者本人有台湾军政关系，为表白他自己立场坚定，划清阶级界限，很激进地要刘老交待：一是1944年至1946年在美国密尔沃基铁路公司进修的背景和社会关系；二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，不和工人在生活上打成一片。“揭发”刘老不到大澡堂洗澡，工人能洗，为什么当总工的不愿意进去？！却在自己的办公室兼宿舍里用脸盆擦洗。其实工地的生活条件非常简陋艰苦，生产生活房屋都是芦席竹棚，建在沙滩地上，连睡觉的床都一律是上下双层，用竹片铺搭的。江风透墙，灰沙满床，刘老笑对，以苦为乐；受家教熏陶，为积德修桥，不计误解和得失，仍一一作了检查交待，因他是无党派人士，网开一面，也就不了了之。

1960年五桥处转移长沙，修建猴子石湘江大桥，刘老领导修了3个深水桥墩，因压缩基建下马。刘老调回局机关，任局副总工程师、代理局总工程师，主持成昆线上多座大桥、南京长江大桥、九江长江大桥的设计，我也奔赴成昆线、湘黔线、九江、芜湖、南京大胜关等大桥的施工。在以后散多聚少的岁月里，聆听他的教诲也少了。

惊悉刘老于 2011年 2月 25日 乘鹤西去，享年98岁，不胜悲痛。他为实现“修桥铺路是人间至高无上的好事”（见2005年第6期《武汉文史资料》刘曾达：“我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”）的理念奋斗一生，鞠躬尽瘁。他一生正直，宽厚宽容，平易近人，平等待人，善心待人，是一个讲人格、讲人性和人情的人。为我国桥梁事业所作的贡献，永远记在我们心中！他的音容笑貌常浮现在我面前，我深深地怀念着他。